约起来！望湖街道卫塘社区文体活动室“上新”啦！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之前，新中国宪法的制定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宪法是否需要序言，如果需要，是完全照抄前苏联宪法还是应该体现中国革命的特色呢？当然对于西方宪法序言那种带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和价值观，1954年中国人在撰写宪法序言时显然是拒斥的。
就常人的感觉而言，国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客观存在，且现实、具体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命。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家法人说所提示的基本命题统治权的权利主体是国家与国民主权难以调和。
命令作为对自由的侵害必须有法律依据，被命令者的服从义务内在于其命令本身。但事关整体利益的事项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结社，或者依靠官僚制度，决定于国民的政治素养。[47]美浓部对上杉的攻击逐一进行了回应。在讨论国民的法律地位时，耶利内克开宗明义地指出： 隶属于国家的人整体上构成国民。他甚至暗含揶揄地指出： 法人理论中的谬误，大部分起因于法学者尽管可以很容易地从奴隶的历史认识到人格和人完全是两个概念，却简单地将人格视同为人。
在今天，国家已经进入社会生活之中，在私人之间，与私人同样地但采取与私人不同的方法处理其事务。由此，拉班德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国家不是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成立的，国家权力的边界存在于国家目的或任务本身。凯尔森在1920年就发表过《民主制的本质与价值》一文，[67]表达了对卢梭人生来自由，但到处都是锁链名言的共鸣。
凯尔森曾经于1907至1908年间在海德堡大学求学，师从耶利内克。换言之，国家才是最高决定权的权利主体，国民或国民代表只是其工具。此点从其所诞生的制度环境——君主立宪制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如果国家法人说与君主立宪制完全无法调和，那么它很难获得立足之地。汉诺威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于1819年。
阿尔布雷希特首先提示了国家法人说，但并没有使之成为德国国家法学的基本原理，完成这一任务的是格贝尔（Carl Friedrich von Gerber 1823—1891）。从上述材料来看，国家尽管已经虚构化，但国家法人作为一种法技术概念还在。
如果没有社会信任，人们相互间的交流就只能永远停留于低级阶段。美浓部对民主主义主张的这种若即若离，是否出于策略性考虑，如避免给上杉慎吉等人以攻击的口实、尽力保持法学思考的纯粹性或者一个学者的政治中立等等，显然难以考证。他认为：公法的性质随着国家的发展阶段而变化。[99]从上述粗略的例举，我们可以确认国家法人说法学遗产的总体分布情况。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地位的这种降格只具有观念上的意义。他以国家权力为中心来说明所有的国家现象。而在个人作为主体的国家要素属性中，国民处于伙伴地位，他们之间完全同等。不能在理论上决定国家通常是否具有法人格。
格贝尔认为，国家成员的权利义务所据以确定的客观法原理即一般意思，是有机体内在的生活原理，在国家作为法人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作为有机体存在的国家之中。但在会场外，右翼和预备役军人的怒号未现丝毫收敛。
这种人生轨迹与其民主主义思想无疑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此限度内，国家法人说获得了与主权在民的可兼容性。
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命题群，如：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是什么？它是法律的创造者还是法律上的一个人格？抑或两者兼具？或者，国家就是法秩序本身？国家与个人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如果存在，其内容是什么？国家机关与国家的关系是什么？国家机关在法律上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机关中的个人与机关之间、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这些命题由于其基础性，看起来有些哲学味道，但绝非毫无功用的冥想。但国家以外的社团不仅受其自身秩序的拘束，还受法秩序的拘束，而法秩序并非其本身的秩序。这和格贝尔使用的材料不同，格贝尔仍然把目标放在国家法的普遍基本概念上。第二年，美浓部被一名右翼分子枪袭，身负重伤。这一历史事实反证了国家法人说的民主进步性。其要旨有：[52]（1）在宪法上，国家的统治大权属于天皇毫无疑义。
[84]日本的小早川光郎认为：既然国家是国家法秩序本身的拟人化，那么‘国家有统治权这一命题看起来就是没有意义的。[36]从这些表述来看，耶利内克的公权论是其所主张的国家法人实在说的周延的具体化，在此限度内，耶利内克为国家法学所设定的目标（对国家的所有法律特性加以无矛盾的思考）得到了实现。
为建构我国的法学国家观，对既存的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国家观进行梳理，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之所以说美浓部达吉是形而上学的，是因为他将价值判断注入了宪法解释之中，试图对明治宪法进行民主主义解释，这不是科学认识。
[74]从丸山真男的回忆来看，宫泽俊义对国家法人说的批判不可谓不彻底。[92]奥托·迈耶虽然否定了国家的法人格，但是承认国家法人概念在法律技术上的有用性，同时，其行政法学上的说明全部都是以国家法人概念为前提的。
而且，国民地位的这种降格，在耶利内克的体系中，几乎是国家人格的必然要求。对于拉班德而言，国家法学是国家人格意欲、行为时所应遵循的规则，通过这一命题，国家法学的展开可能性被打开了。[20]从上述拉班德对国家目的或任务、国家权力边界的阐述来看，其国家法人说尽管有着极强的保守性或者说集权主义倾向，但其与法治国理念并非完全水火不容。而在此之前，曾经在天皇机关说事件中遭受迫害的金森德次郎作为负责宪法问题的国务大臣，在审议新宪法草案的帝国议会中所作答辩，就更具国家法人说色彩了：日本国体之根本在于国民以天皇为中心统合在一起。
哥廷根大学有七位教授对此进行了书面抗议，学生们也上街游行。这种国家概念必须以国家的现实存在为认识基础，但又不能等同之。
这一理论在战后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才得以废除或克服。国民必须服从国家，他是‘物。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中心，民心的统一将毁于一旦，即使在名义上采用民主主义，实际上也只能以凭实力说话的独裁政治勉力维系国家的统一。他还做过大学校长，并长期担任萨克森文化部长。
（一）国家法人说的衰落对国家法人说提出有力挑战的首推凯尔森。具体而言，国家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成立的，以自己的意思而非授自他者地对其土地和人民享有统治权的人类团体。集体的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被用来掩饰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统治这个词或概念，仅属于国家法。
关于选举权的性质，学说中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为国家权力统治的结果，国民是统治权的客体，国民在此意义上是真正的从属者。
在代表制宪法的国家中，国民作为统一国家的要素，同时也是积极的国家分肢、合议制的国家机关。对于格贝尔而言，人格的意思是私法的普遍符号。
通过这种缩减，可以从非常复杂多样的私法关系中求得人的意思这一根本要素。另一个是正当性契机，即将国家的权力行使加以正当化的终极权威置于国民。
